AI 会让电影更多吗？卡森伯格谈创作机会与失业代价
梦工厂联合创始人用留声机、有声电影和电脑动画回看技术冲击。他相信 AI 会扩展表达，同时要求创作者参与制定同意、署名和报酬规则。
在硅谷的一间办公室里，影视制片人、曾统领迪士尼动画并联合创立梦工厂的杰弗瑞·卡森伯格（Jeffrey Katzenberg），看到了一段由科技公司创始人展示的 AI 生成动画片段。那段画面的光影层次、构图和生动感，让他瞬间回想起几十年前第一次看皮克斯短片《小台灯》（Luxo Jr.）时的震撼——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计算机动画角色仿佛有了生命。
可就在同一天，他在好莱坞相识三十年的老艺术家朋友发来了一条焦虑的短信：“这是我们的末日吗？”
卡森伯格的回答很坚决：“绝不是。”
卡森伯格在好莱坞做过动画，在硅谷投资过科技公司。他给这位朋友的回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保住工作”：他自己经历的动画转型就让一部分艺术家失去岗位。他真正要争取的是，在工具改变创作之前，让艺术家参与设计工具和商谈使用条件。
为什么创作者会反弹？
不少影视创作者担心，AI 会把多年磨出来的技艺变成可替换的低成本生产环节。卡森伯格曾公开提出过一个预测：新技术可能在三年内将制作世界级动画的时间和成本削减多达 90%。这是他在 2023 年提出的预测；这篇长文没有提供三年后是否兑现的数据，但当时这一言论引起不少同行的恐慌与愤怒。
但卡森伯格表示，他完全理解影视从业者的反弹。在他几十年的制片生涯中，他经常走在动画工作室的走廊里，看到才华横溢的画师弓着身子坐在桌前，只因为第九版不够完美，就为了影片中短短一秒钟的镜头推翻重做第十遍；他也曾无数次坐在放映室里，看着团队整整四年的劳动心血在几分钟的放映中闪现而过，他能叫出每一位参与者的名字。
卡森伯格把这种抵触解释为对创作的热爱。读到这里，还要再往前看一步：当一项技艺关系到一个人的工作和收入，担忧也不只是情感问题。
新技术扩大了艺术，也改变了谁能靠它谋生
面对创作者的忧虑，卡森伯格翻开了影视与音乐史上的两个经典折叠时刻：
留声机：作曲者怎样从唱片获得收入
上世纪初，美国著名作曲家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发表文章《机械音乐的威胁》，担忧留声机会削弱现场演奏与人们亲自学习音乐的机会。
卡森伯格强调，苏萨抗争中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版权收益——留声机设备商日夜播放他的作品，却未支付分文。1909 年美国版权法后来确立了机械复制版税，让作曲者能从唱片等复制品中获得收入。苏萨没有阻挡技术的发展，而是改变了新技术使用创作者作品的经济规则。这个例子说明：技术可以继续发展，但创作者获得什么权利和收入，仍需要明确规则。
有声电影：新岗位出现，乐池岗位消失
大约一百年前，有声电影（Talkies）诞生了。今天人们把它看作电影史的奇迹，但几乎没人记得谁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无声电影时代，成千上万名乐手靠在各大电影院的乐池里现场伴奏为生。每家影院、每个夜晚，都有乐手为无声画面倾注劳动。但当电影录音技术出现后，一部电影只需要录制一次交响乐，就能直接在全国成千上万家影院同步播放。当时的音乐家工会倾尽全力抵抗，在全国报刊上登满广告，将有声电影蔑称为“罐头音乐”，广告画上甚至画着一个机械怪兽正在野蛮撕碎竖琴，旁边还有天使在哭泣。
卡森伯格坦言，这些乐手不是傻子，他们的预感完全正确——乐池里的那些现场伴奏岗位自此再也没有回来。尽管录音技术催生了歌舞片、现代电影配乐、声音设计和音频工程等更庞大的视听工业，但必须看清的是，新市场的繁荣与原有从业者的生计绝非同一群人自动共享。新行业产生了岗位，却不能保证失去现场伴奏工作的乐手能转入这些岗位。艺术媒介的扩张与具体劳动者的处境，需要分别看。
卡森伯格又以柯达、百视达、苹果和 Netflix 提醒读者：忽视技术变化可能丧失机会。但公司成败的类比，不能直接回答一位动画师失业后怎样转岗、怎样分享新收入。
迪士尼换了工具，故事仍要打动人
那么，身处技术旋涡中的创作者，该如何安放自己的核心价值？卡森伯格回忆了他在 1980 年代接手迪士尼动画部门时的往事。
当时，迪士尼动画正面临转型。动画制作流程极其沉重笨拙：一部传统的二维动画长片，需要手工绘制并涂色整整 12.5 万张透明赛璐珞胶片，然后再逐帧拍摄。哪怕想做一次剧情修改，代价往往都要按月计算。这种生产方式的沉重，严重束缚了导演讲故事的想象力。
为了破局，卡森伯格和团队一头扎进了迪士尼档案馆，翻看创始人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当年的录音、文字笔记和分镜草稿。他们惊讶地发现，华特在谈论创作时，字字句句都是角色、情绪，以及“怎样才能让银幕前的观众真正被角色打动”。华特从未把动画定义为“铅笔”或“画笔”的艺术。相反，华特生前就是个技术狂，一辈子都在寻找甚至亲手发明最前沿的工具来实现脑海中的构想。
在卡森伯格看来，画笔与制作流程可以改变，角色能否让观众信服仍是创作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这一认知，迪士尼自 1986 年起与当时位于加州北部的一家年轻公司——皮克斯（Pixar）展开合作，联合开发了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CAPS）。这项技术革新了传统动画制作流程，让传统手绘动画的上色与合成转入数字流程：
- 在卡森伯格的回忆中，《小美人鱼》片尾呈现出新的光影层次；
- 在《美女与野兽》中，数字背景与手绘角色结合，舞厅旋转长镜头带来了飞翔般的电影感；
- 在《阿拉丁》里，奇迹之洞的空间尺度与飞天魔毯，让角色与场景活灵活现；
- 在《狮子王》中，角马狂奔场面将戏剧张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CAPS 改造的是手绘动画流程；后来《玩具总动员》采用的全三维动画是另一种制作方式。全三维动画的崛起，彻底重塑了动画工业的生产范式。随后梦工厂也艰难决定停掉手绘动画生产线、全面转向三维动画。卡森伯格坦言，这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阵痛：许多在手绘领域奉献了一生的资深艺术家无法适应全新的数字工具，最终失去了岗位；虽然部分人成功跨越工具鸿沟并做出了职业生涯最精彩的作品，但有人因此彻底离开了行业。正如电影大师乔治·卢卡斯的名言：“重要的从来不是怎么做（How），而是为什么做（Why）。”
AI 生成画面，和人创作有什么差别？
卡森伯格在长文中探讨了一个引发他数月深思的命题：“推理（Reasoning）”与“创造（Creating）”的界线在哪里？ 这个区分来自他与一个 AI 模型的对话，适合用来思考创作决策，却不能单凭这段对话判断 AI 的能力边界。
那个模型给出了一种区分：
- 推理（Reasoning）：本质是分析性与评估性的。它建立在既有的事实、前提和证据之上，顺着逻辑推导出一个从输入信息中早已隐含的结论。推理受制于逻辑和真理，它的目标是“得出正确的结果”，而不是发明全新的未知。
- 创造（Creating）：本质是生成性的。它是在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创造新事物。最关键的是，面对一张空白的画纸，永远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而是存在无限种合理的可能。创作需要做出无法单纯被逻辑证实的抉择，在理性逻辑耗尽的地方，必须依靠品味、直觉与愿景去填补。
卡森伯格由此把两地的优势作了区分：
- 硅谷过去几十年在死磕“推理”，让机器具备了惊人的模式匹配、归纳演绎与流程优化能力；
- 好莱坞过去一百多年在实践“创造”，依靠人类独有的共情、直觉、执念以及偶发灵感去唤起共鸣。
卡森伯格借此解释他心中的差别：当下的生成式 AI 在有形内容生成上表现出惊人的模式匹配与优化能力，但“生成有形画面”并不等同于“有人想要表达什么”。算法生成艺术作品时，并没有想要传递的生命体验、共情或特定意图，它是在统计学概率上模拟已有的模式与结构；而人类的创作冲动，往往源于某个人试图说出唯有他自己才能表达的东西。不过，卡森伯格也承认这种分界可能变化。他坦承 AI 的进化速度早已打破了过去的常识预判，今天实现的技术在几年前常被视为不可能，未来的技术能力完全可能继续改变；当下的分水岭更多反映的是当前工具的运作逻辑与人类表达诉求之间的现实落差。
卡森伯格随后用早期电影史作了一个类比：爱迪生发明了电影技术，但他自己拍出的电影并不好看；真正让电影打动人心、成为动人艺术表达的，是后来的卓别林、劳埃德和基顿等创作者。在作者看来，发明电影技术与把电影变成能打动人的表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贡献。这一类比有助于读者理解“工具能力”与“表达意图”的区别：即便工程师造出了强大的新工具，最终决定作品能否传递心声的依然是艺术家的表达意图；这是作者用来理解人机分工的一种视角，而非证明 AI 绝不可能参与创作的论据。
工具会进入行业，创作者怎样参与制定规则？
卡森伯格提出创作者应当尽早行动，带有他在科技投资中的个人视角。他称自己共同创办 WndrCo 后支持过 50 多位创始人，看到技术往往从最初的实验逐步演变为平台，最终成为重塑整个行业的基础设施；他也自省提到自己并非不犯错误的先知（例如曾遭遇 Quibi 的失败），但正因看到过技术演进的这一规律，他主张创作者必须尽早参与制定规则，而不是等工具和商业模式完全定型后再被动接受。
卡森伯格认为，硅谷与好莱坞目前陷入了一种不健康的拉锯：硅谷手握强大的新乐器，却缺乏能够注入灵魂的艺术家；而好莱坞的一些人则把精力耗费在试图让 AI 彻底消失上。
在卡森伯格看来，“要不要用工具”是一个虚假的陷阱，真正的焦点在于“按什么条款来使用”。
他向双方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与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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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硅谷的建言：必须拉创作者入局，讲究版权与报酬
科技界必须认识到，AI 模型的底层养料正是好莱坞艺术家们一生心血的结晶。硅谷不能踏在创作者的头顶上建大楼，而必须与创作者同行。他提出三项原则：同意（Consent），创作者知道并允许作品或肖像被怎样使用；署名（Credit），参与创作的人得到可辨认的贡献归属；报酬（Compensation），创作劳动被商业利用时有相应回报。把这三项原则写入具体项目时，还要谈清楚哪些作品能用、允许用到什么范围，以及钱怎么分。 -
给好莱坞的建言：停止幻想 AI 消失，主动界定生存规则
好莱坞必须接受现实：AI 不会离开。如果把所有精力都花在抗拒上，创作者就会失去界定自身未来权益的话语权。当年苏萨没有赶走留声机，但他推动建立了机械复制版税；好莱坞近期在编剧工会（WGA）和演员工会（SAG-AFTRA）的劳资谈判中，也已分别针对生成式 AI 达成了不同条款——例如 WGA 规定 AI 生成文字不能算作编剧的“文学素材”，制作方不能强迫编剧使用 AI；SAG-AFTRA 对演员数字替身的制作和使用规定了知情同意与报酬。这些已有条款说明，部分使用条件能够谈出具体约束；训练数据、其他创作岗位和未来作品如何分配收益，仍需继续谈。 -
对未来的预期：门槛降低将带来更多作品与新形式
卡森伯格最后给出了他的乐观预期：随着工具成本与制作门槛的降低，未来的影视作品可能不会变少，反而会更多；制片厂或许敢于承担风险探索多元题材，有更多新鲜面孔坐上创作的牌桌，甚至诞生全新的叙事形态。这仍是预测。作品数量即使增长，也不等于现有岗位和收入会同步增长。
技术转型对照
同一种“扩大创作”，会落到谁身上？
选两次变化，沿同一组问题比较。前三项是已经发生的历史；AI 一栏保留作者的预测和提议，不能当作已经兑现的结果。
留声机与作曲者
历史案例- 原来怎样工作
- 作曲者写作品，音乐靠现场演奏传播。
- 工具改变什么
- 留声机让同一首曲子可以机械复制和反复播放。
- 创作空间
- 作品可以随录音传播，不再只依赖一次现场演出。
- 代价与条件
- 机械复制起初没有向作曲者付费；1909 年美国版权法建立机械复制版税。
生成式 AI 与影视创作者
作者预测与提议- 原来怎样工作
- 动画师、编剧等用大量反复修改完成一个镜头和一部作品。
- 工具改变什么
- AI 已能生成令作者惊讶的动画画面；“时间与成本降低最多 90%”仍是他的预测。
- 创作空间
- 更多电影、更大胆的题材和新叙事形式，是他预期的可能结果。
- 代价与条件
- 岗位和收益如何变化尚未定论；他要求创作者参与开发，并谈清同意、署名与报酬。
比较的重点：新形式出现后，原来的劳动者是否得到工作、收入或议价权？历史案例已有结果，AI 一栏仍在形成中。
北方硅谷造出了强大的新工具，南方好莱坞积累了唤起共鸣的艺术经验。正如史蒂夫·乔布斯所言，唯有技术与人文艺术的交融，才能诞生打动人心的作品。他想要的合作有一个现实前提：创作者能参与工具开发，并有权商定作品、形象和劳动如何被使用、如何得到回报。电影会不会更多，还要等待市场验证；这些条件现在就可以谈。